构建带有市场扭曲、包含冲击的生产网络一般均衡模型以阐释市场化、政府治理影响经济韧性的机理，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比较了制度环境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下影响效果的差异。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因素——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效率均在城市刚遭受冲击时对经济韧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在随后的恢复、重新发展阶段影响减弱；政府治理效率在新冠疫情中作用更为突出；市场化总指数在东北、北部沿海、长江中游经济区作用更明显，在东部沿海经济区影响不显著，政府治理效率在东部沿海经济区作用最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等提高企业成本加成，从而使企业在冲击后更有可能留在市场，进而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

　　从双重金融摩擦视角，分析数字金融作用于资本要素错配的机理，球友会并利用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资本要素错配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从数字金融三个维度分析，该结果仍旧稳健；数字金融对资本要素错配的作用效果会因为所有制结构、资本配置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数字金融通过作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金融摩擦影响资本要素错配，供给端摩擦对资本要素错配的影响更大，且数字金融与供给端摩擦也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

　　ESG评级会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证据

　　以第三方ESG评级机构Bloomberg公布的企业首次ESG评级作为外生冲击，以2000—2021年沪深A 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引入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评级软监管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市场软监管的ESG评级事件冲击，对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结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事件通过金融资源错配和数字化转型两种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

　　碳普惠制是针对公众和小微企业等群体实施的增益性绿色低碳减排制度。环境利益保护、风险预防、公众参与和增益受偿等环境法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规范解释。在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视角下，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技术有助于纾解碳排放监测与核证、温室气体自愿核证减排量交易以及碳普惠运营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制度问题。然而，在技术赋能过程中仍存在着数据安全、智能合约和碳普惠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忧。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信息保护规则和责任救济规则，明确智能合约作为新类型合同和碳信用作为新型权利的法律地位，并建立实质性解释标准与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碳普惠合规自治与行政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以确保碳普惠制可持续发展。

　　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从资源管理能力视角出发验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资源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绩效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条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及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基于市场情绪视角与过度反应理论，探究市场情绪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表明，市场情绪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N型非线性影响，经过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情绪通过提高股权收益和产品收益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存在阶段性特征。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N型非线性影响依然显著存在，其他行业则存在U型、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和上市成熟期的企业存在N型非线性影响。

　　实现“双碳”目标不仅契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大趋势，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历史任务，这必须靠强大的数字绿色金融作为支撑。目前应用到绿色金融中的数字技术主要有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元宇宙等。由于数字技术在绿色金融中的应用，球友会会打破原有的绿色金融生态，改变其发展模式、业务流程和管理方法等，存在绿色金融资源配置不到位、服务对象的数字基础较为薄弱、绿色金融数据相对孤立、数字技术运用程度不高等问题。实现数字技术较好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应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客户优选数字化、完善绿色金融数字化风控体系、深化绿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绿色金融数字化管理和打造数字绿色金融数字生态。

　　以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家庭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信用卡使用存在显著的邻里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城镇、大规模家庭和低医疗负担家庭，农村、小规模家庭和高医疗负担家庭信用卡使用的邻里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收入和人力资本均强化了家庭信用卡使用的邻里效应。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研究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整体表现能否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以中国2009—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路径检验发现，ESG表现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关注度二个途径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企业、市场竞争较高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果尤为明显。

　　随着中国“双碳”战略的持续部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也在持续推进，并围绕着新政策、新领域、新实践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新政策，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成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双支柱”。做好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效衔接是未来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重点之一，G20转型金融框架为中国转型金融政策体系构建提供指引。二是新领域，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推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或能为二者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创新空间。三是新实践，金融机构“净零”从承诺到实施。全球范围内作出“净零”承诺的金融机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而金融机构“净零”目标如何从承诺走向科学碳目标的设定、实施、核算与披露日益受到关注，其中碳核算与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凸显。

　　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挑战已不容忽视，但关于气候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研究起步较晚球友会，现有文献还较为零散。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金融部门对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的共识正不断凝聚，在对气候变化相关影响进行分类和定义、分析传导渠道、开展定量评估、提出应对之策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研究进展。但该领域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存在实践性较强、理论性不足的特征，理论机理分析有待加强，聚焦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较为欠缺。

　　数字经济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更大；在城市等级上，数字经济对欠发达城市具有更高的边际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分析显示，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实现节能降碳的重要机制。门限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后降的非线性特征。空间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有所差异。

　　解决家庭“有限参与”金融市场的难题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CHFS）的数据，以儒家传统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为家庭“有限参与”金融市场的难题提供新的理论解析。从男权主义观、家庭本位观以及孝道观这三个儒家文化中对中国家庭产生深远影响的核心传统家庭观念出发，探究“有限参与”这一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儒家传统文化会显著抑制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机制分析表明，儒家文化会通过抑制女性的劳动参与、强化家庭的避险功能以及增强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来降低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

　　资本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范畴，并非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而是社会主义的应有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扩张既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也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创造性地确立“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同时，球友会以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赋予其特殊的运行逻辑，有效克服资本逐利本性下的生产性矛盾、贫富两极分化与资本物化逻辑，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实现各类资本形态协同发展的文明创造。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户普惠金融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状况，检验普惠金融“赋能”以阻断返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农户尤其是非相对 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即“赋能”的途径以降低贫困脆弱性，且该中介效应对于相对贫困农户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向生计资本的转化依赖于良好的家庭内外部环境。因此，在运用普惠金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时，政府应注重创造良好条件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资本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断返贫。

　　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产生抑制的同群效应。从融资端看，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市场正面预期，从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从投资端看，数字化转型会通过强化内部控制能力、降低非效率投资程度，从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研究表明，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上述数字化转型的红利得到了充分释放。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重塑供应链体系、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而政府补贴政策对推进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考虑政府补贴作用，构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探究其动因。研究结果表明，直接利润、直接收益系数、协同收益、转换成本及政府补贴力度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策略演化结果有显著影响。其中，更高的直接利润、直接收益系数、协同收益及政府补贴力度是推动制造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高额的转型成本会降造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意愿。

　　数字化道路是乡村振兴的新方向，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采用（异质性系数）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促进了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增长极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乡村振兴。第三，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有所差异，空间溢出具有边界效应和地理衰减特征，空间溢出效应最强的作用距离为200—300km，衰减边界为1500km。第四，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省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空间溢出，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没有明显的空间溢出。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而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没有明显影响。中西部地区各省份数字经济对邻近省份乡村振兴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强于东部地区各省份。

　　1.高管持股、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基于2015年差别化股利税政策的实证检验

　　2015年 9月 7日，我国再次深化差别化股利税改革，取消长期个人投资者（持股期限超一年）的股利税。在此背景下，本文以 2015年和 2016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高管这类特殊长期投资者的税收成本变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后，投资者整体面临的股利税降低，公司现金分红水平提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现金分红水平越高，且在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更加显著，这有效缓解了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股利税改革对公司治理的正面影响。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民间资本涌向农业农村的速度不断加快，全国农业民间资本增速、占比和总量均不断提高，已成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但民营企业仍存在参与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深、主体规模偏小及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江西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在全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江西为例，分析了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应从扩宽农业民间投资准入范围、完善民企参与PPP政策环境、完善民企利益联结机制及壮大农业民企规模四个方面加以破解。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明显。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我国古代货币制 度影响深远。在金融危机频发、货币制度改革频繁的今天，有必要沿着历史的轨迹，重新探索我国古代货币 制度的产生与演进，并从中探索当前货币制度改革的“中国方案”。我国古代货币制度是一个产生和发展在 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的，以刑法为主要助力的、高度稳定的货币制度，为我国领先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保驾护航两千年，其优越性显而易见。通过对我国古代货币制度演进的梳理发现，在当代我国货币制度改革进程中应始终坚持维护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实现监管手段的多样化，并以维护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稳定为主要价值追求。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纵向渗透以及高风险社会保障需求的增长，我国诞生了一种类似于保险的创新模式——类保险网络互助。类保险网络互助作为风险保障领域的新兴事物，自诞生伊始就势如破竹，迎来快速发展，如今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运营模式和可观的规模效益。然而和经济领域的其他创新一样，该新兴模式在运营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各界对其模式安全、经营合规、监管归属等诸多方面的考量甚至质疑。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类保险网络互助的发展概况、运营模式、性质厘定、风险识别、监管策略等进行全面审视，为网络互助行业和监管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5.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年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十分显著；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程度极低，并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最突出的问题；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在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提高我国居民家庭对金融素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提升家庭金融福利具有一定的启示。

　　为探究空气污染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4~2016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PM2.5浓度与人均实际GDP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看，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平均而言PM2.5浓度每增加1%将导致人均GDP下降约1.2%~1.5%；全国层面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呈“倒N”型曲线关系，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政府环境治理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 城市规模差异和区域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人口驱逐效应、固定资产投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是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途径；第二产业占比和交通运输中汽车尾气排放是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

　　7.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季度动态面板的实证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季度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从经济增长角度揭示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互联网金融发展已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在滞后一期后，互联网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据此，本文认为新时期货币政策应继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发展。此外，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和财政政策及其滞后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需要注意的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一期后并不一致。

　　本文围绕江西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开展了专项调研，构建了金融素养指数，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保险行为以及金融咨询行为四个方面构建了Probit模型，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方向及其显著程度。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来看，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市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特征人群差异明显；从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来看，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群体特征对金融行为影响显著。对此本文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构建农民金融教育长效机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 二是打造多维金融服务推广体系，提升农民金融获取意识；三是推进农民增收致富发展目标，调动农民金融 参与积极性；四是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相对巨灾带来的高昂损失，政府补贴、社会救济等单纯的救济手段显得势单力薄，巨灾风险分散能力明显不足。故而，妥善建立好巨灾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业保险、地震保险、洪水保险三方面对我国巨灾保险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分析我国巨灾保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结合有关巨灾种类，基于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建设带有国家标签的巨灾保险体制的对策建议。

　　本文首先阐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概念、机理和类型，根据雷曼兄弟破产与欧央行负利率措施的时间节点将危机分为不同阶段，详细对比了欧央行在各个阶段应对危机所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开始日、参与者、开展期限与实施频率等情况。最后，通过对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数据的比较，简要评析了欧央行货币政策运用的效果，认为欧央行较好地减缓了危机带来的影响。但危机仍在持续，更好地解决危机还需要财政政策配合以及成员国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