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入选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学界动态，善于发现和提炼问题，彰显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学理性、科学性品质，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开拓性。

　　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奖者展开对谈，看上海社科学者如何在现实关切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如何看待资本的作用？如何让资本有效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防止无序扩张，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2023年上海社联年度论文《资本的逻辑批判及其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原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篇论文的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

　　权衡在论文中指出，首先要正确认识资本的重要作用——资本的“物质文明面”与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一推动力”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本健康、高质量发展。

　　近日，权衡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球友会资本市场最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脱实向虚”。不能让资本这个生产要素，完全成为套利的工具。不能让资本只有价值转移，没有价值创造；只有财富转移，没有财富创造。要避免金融在脱离实体经济的道路上自我膨胀，最后，导致金融系统出现问题。

　　澎湃新闻：出于怎样的考虑，您决定以《资本的逻辑批判及其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为题，写一篇学术论文？

　　权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阐明党的创新理论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2022年5月，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球友会，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尤为重要。这是我当时决定写一篇阐释资本的逻辑这篇论文的背景。

　　现实是，要把《资本论》里马克思讲的资本理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以及新时代资本高质量发展，这些重大命题之间内在的理论和逻辑关系，理清。

　　今天讲到资本，一方面，它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资本市场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比如资本的无序扩张、甚至无节制的渗透。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怎么正确地认识资本，引导资本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做分析。

　　澎湃新闻：资本的问题，肯定包括金融问题。1月16日，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也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再次强调金融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在这一大背景下，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如何落实金融高质量发展问题？

　　权衡：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理论时，强调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资本的“物质文明”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具有为无限地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马克思是批判这个逻辑的。他认为，在这样的逻辑下，劳动异化、劳资对抗、劳资矛盾就会出现。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问题。

　　今天，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价值无限增殖的逻辑。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已经最大限度地为克服资本逻辑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

　　金融工作会议中，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一是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二是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两句话对金融市场来讲，就是要发挥资本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把资本逐利作为唯一生产目的。

　　金融要服务好制造业、服务好产业升级转型、服务好科技创新，通过在实体经济中创造价值，来不断发展壮大自身。这是金融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

　　当然，也要看到，资本市场最大的风险和问题之一就是“脱实向虚”。就是不能让资本这个生产要素，成为套利的工具。不能让资本只有价值转移，没有价值创造，只有财富转移，没有财富创造。要避免金融在脱离实体经济的道路上自我膨胀，最后，导致金融系统出现危机。

　　我们要引导资本健康规范发展。这句话，不是说不要资本发展，而是怎样推动资本更高质量发展。资本要素怎样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为科技创新、为促进实体经济服务。不管是国资还是民资，内资还是外资，都要能够公平竞争，规范经营，要积极参与和服务到实体经济建设中去。金融要像血液一样，在实体经济当中良性循环。

　　这其中，还包括金融科技的创新，科技创新早期投入是巨大的，解决科创企业早期融资问题十分关键。根据国家战略部署，上海积极发展科创板，就是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金融市场、资本要素，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促进资本要素和金融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权衡：中国还是要建立丰富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各类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多渠道、更加多样化的资本要素支持和金融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中国老百姓投资渠道还比较单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探索一些核心功能延伸，比如，想办法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多种金融产品、多样化、国际化程度更高的金融机构，为老百姓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更多的渠道。

　　这也是许多全球城市打造金融中心升级版的重要经验之一，上海也可以探索这方面的功能创新，让上海朝着具有更高能级、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迈进。

　　权衡：对的。我们仍然面临诸如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不够健全、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与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资本市场如何更好创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紧密结合、激励与约束机制合理对称、成本与收益原则积极引导、供给与需求机制充分作用等体制机制条件，进而用好用足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形成中长期的内在激励和预期管理机制，是重大课题。

　　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质量的资本市场体系。

　　另外，要推动资本市场更高水平开放、更高水平安全和更高质量发展。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中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国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推动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同样，资本市场开放发展必然要顺应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内在要求，既要与国际最高标准与最好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积极对标和有效链接，又要高度关注高水平开放发展带来的安全和风险挑战。要高度重视并进行资本市场开放的风险压力测试，为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做好先行先试和经验探索。

　　未来，我们要发展高层次的资本市场，让科创企业、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顺畅获得的问题。

　　澎湃新闻：推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对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很重要。这也跟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密切关系。这方面上海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权衡：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过程，就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国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就是要有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如果市场本身是分割的，存在各种显性甚至隐性障碍，就没办法实现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来看，资本要素要做到在国内和国际流动，就需要中国要加快高水平、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包括资本要素市场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要与国际对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快推动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发展程度，包括金融机构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产品国际化、多元化等。统筹好金融与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在安全的同时，稳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推进全球资本要素自由流动。

　　同时，还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货币，还能实现储备、结算等功能。这些对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闻：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也很重要。2023年12月31日，国家数据等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提到：促进数据有序跨境流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措施，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探索。您如何看待这个行动方案？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上海如何发挥引领作用？

　　权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数据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之一，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甚至是人类的交往方式。数字技术可能对未来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带来颠覆性的变革，要认清楚这个发展态势。

　　数据跨境流动非常重要。如果数据不能跨境流动，就没办法配置全球数据要素。研发、创新、新质生产力就很难真正提升。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

　　国家数据管理局的成立，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问题，即各单位、各部门、各行业等没有形成一个数据流动和开共享的统一市场和机制。因为，数据跟行政的体制、机制有关，而发展数字经济，就需要把各种“孤立的”数据要素打通，形成一个统一、开放共享的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要素流动。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涉及到安全发展与风险压力测试问题。

　　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背后就是要强化四大功能建设，其中关键之一就是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这个要配置的资源包含资本、技术、人才和数据等。前三个要素，过去几十年发展，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配置和流动，不过程度还不一样，有时候快一点儿，有时候慢一点儿。但是，数据跨境流动，是近几年才开始做的。现在的问题是，哪些数据可以实现跨境流动？哪些数据不能跨境流动？这个问题，不仅在国内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即使在国际上也存在不同意见和标准。

　　目前，上海临港正在建设国际数据港，就是对标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国际数据的跨境流动的先行先试，其实这也是一种风险压力测试的高水平开放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个人觉得，如果把上海国际数据港打造成国际数据中心，在开放安全的前提下，能够把国内的数据和国际的数据，在这个平台上集聚起来，促进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方面，也包括积极对接国际上高水平的规则——DEPA（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要争取加快DEPA的谈判，加快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与开放共享。

　　数据的跨境流动，还是一种服务贸易，背后带来一系列创新活动，包括研发合作、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也有利于促进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解决好数据的跨境流动和国家安全问题。有些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等数据信息、甚至与个人隐私有关的信息，如何做到安全与开放平衡，也是个问题。

　　澎湃新闻：论文中，您讲到储蓄与投资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变量和工具。数据显示，球友会中国居民储蓄率从2005年的51%下降到2023年的45%，但与世界上19.7%的人均储蓄水平相比还是比较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增加中国人的消费信心？

　　权衡：储蓄是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收入减去消费，剩下的就是储蓄。目前我国居民储蓄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或者低收入阶段，一般来说储蓄很低，甚至存在缺口，外汇也短缺，叫外汇缺口，我们叫“两缺口”模型——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我在文章中讲到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克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本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它的逻辑就是：一国穷是因为穷。穷是因为收入低，有一点收入都消费了，没有储蓄，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的形成来源，没办法形成有效投资，就没有产业、没有企业，就没办法带动就业，人就闲在那里没有收入，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纳克斯讲，解决贫困问题，要从贫困陷阱中出来，加速资本形成和积累很重要，也被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解释为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他认为，国民收入的10%以上要用于投资。

　　经过改革开放45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居民收入也快速增长，国民储蓄率大幅提高，因为投资增长提供了重要来源，也为收入增长和储蓄增加带来重要条件。当然，储蓄实际上也有不同的储蓄动机，其中一个动机就是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国家城乡居民储蓄率偏高，其中一个原因跟社保、养老、医疗体系等不够完善也有关，也和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有关系。

　　我们现在是双盈余——“储蓄盈余、外汇盈余”。截至202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当前，国际大环境不好，出口和外部需求受影响，我们要解决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要扩大消费，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预期。不增加收入，很难有消费的稳定提升。目前人均国民收入1.25万美元，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3万美元，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所以，未来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要加快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

　　经济高质量增长，带动的是就业增长和收入增加，扩大消费就会有基础，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从短期看，要加快让内需尤其是消费恢复活跃起来。过去一年，消费恢复正在加快，但是消费预期和基础还不够稳，这是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不过，另一方面，你又看到，从淄博热到哈尔滨热，说明什么？说明消费结构在升级，文旅消费等潜力巨大，问题是，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能否跟上这种变化？老百姓追求高品质生活，许多新的消费业态、新的供给要跟上，要能够顺应消费升级。另外，要考虑有效投资。有人说，现在投资已经很高了，就怕投下去了出现投资过剩。要强调有效投资，即有效益有市场需求的投资要加快。据我观察，这些年，部分行业投资出现产能过剩，突出表现为每个单位GDP所需要投入的资本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说明，这些行业的资本投资效率还比较低，有效投资仍然有提升的大空间。

　　首先，劳动生产率要提高。人要巧干。其次就是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有型资本（比如、厂房、设备）的效率，比如，智能制造等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资本效率。另外，要提高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也就是项目谁来投资。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避免资本要素的错配。

　　最后，还可以通过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提升资本投资效率。要避免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负外部性，这就需要规制设计。如果没有规制，资本更多的是逐利的，什么来钱就干什么，甚至违法乱纪的事儿也做。要强调的是，规制的预期性和监管的透明度很重要；规制的可预期对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规范资本有序竞争非常有意义。这就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换句话说，既要提高资本的有效投资，同时又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相对于“监管”这个词，我更愿意讲“规制”（ regulation）。为什么？规制，是透明和可预期的，相关的法律、规则、制度都设置好了，在这个规制框架内，市场主体可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监管往往存在有时候松，有时候紧的情况，有很大的随意性。

　　因此，我认为，还是要想办法用“规制”的方式，提升预期的稳定性。比如，平台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开始缺乏规制，而后来又出现急踩刹车的监管，这些方面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文章中也写了，目前中国进入“三新一高”（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发展阶段，这些大逻辑对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以前讲宏观调控，强调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调控等。这是凯恩斯逆周期管理的政策调控方式。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包括一揽子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不仅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社会政策、分配政策、环保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等等。这就涉及到各种政策之间如何有效协调的问题。政策目标多元，政策工具多样，客观上，一定会造成诸多政策工具相互之间的不一致甚至相互打架。从宏观经济治理来说，围绕稳增长和促改革，当下怎么把对资本有效投资激励和约束及其有关的非经济政策，纳入到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评估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权衡：首先，我会继续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从我的工作角度讲，将聚焦习文化思想，这里面有很多新论断、新命题、新课题，可以从不同的学科，甚至是跨学科进行研究，形成高质量的社科理论研究成果，这也是社科院始终如一的学术使命。

　　从服务决策咨询、发挥智库作用来讲，我非常关注上海五个中心的建设。这背后关系到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高能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也就是高能级的生产要素怎么集聚到上海，如何进行高效配置，如何辐射全国和全球，这实际上涉及到上海城市核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建设问题。加快提升上海经济规模和能级，如何向规模要能级，向能级要增长、要质量和效益，对于上海来说非常关键。从学理上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能级提升是关键？能级提升与经济总量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把能级提升转化为上海做大做强总量？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底层逻辑是什么？现实逻辑和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理论上分析研究，从而提升决策咨询的深度和影响力，也是我们上海社科院这样的智库与一般智库不一样的地方。

　　权衡：现在，中央明确讲，要破“五唯”，不唯论文、不唯帽子、不唯职称、不唯学历、不唯奖项，那么唯什么？我们讲要加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评价体系。如果评价体系跟不上，那么，可能哲学社会科学还是会根据原来的指挥棒走。

　　上海社联年度论文的推荐和评选，坚持11年了，也是在探索新的学术评价体系。不用个人申报，然后让同行来背靠背评价和认定，这就是唯成果质量和学术创新价值，以及成果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也是探索哲学社会科学一个新的指挥棒。这个评价，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引导研究人员真正沉下心来，选择一些有价值的题目，深度思考和研究一些问题，从而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通过这样一种学术评价，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遴选出来，来呈现本年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高质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学术评价，说到底也涉及对人才的评价。我们也在思考，一流的、有影响的社科人才该怎么评价。我在上海社科院也经常讲，各个研究所，要眼中有人，心中有人，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出成果。怎样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优秀人才？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不是说：他是博士，就一定是优秀的人才；他是正高级教授，就一定是优秀人才。

　　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去积极探索。通过学术评价体系的探索和创新，积极促进出人才、出成果、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