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界常面临这样的挑战：有针对性的项目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短期成果，但难以产生真正的系统性变化。球友会本文作者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真正的系统性变化需要解决方案深入到能够自我持续的程度。文章探讨了如何通过投资于系统能力（systems capacity）来维持成果，并强调在系统的不同层面，系统内部人员应将响应性与战略性的方法相结合，在行动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共识，以此实现持续且深远的正向变化。

　　近年来，许多慈善界的人士已经认识到，即使是具体的、系统层面的成果也不足以产生系统性变化。真正的系统性变化需要解决方案深入到能够自我持续的程度。毕竟，新政落地或许是进步，但如果要真正改变系统，就需要将推行和实施这一政策的能力纳入到系统之中。例如，要实现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或种族差异等人口层面的影响，如果不改变能使这些成果可持续的交付结构，带来的变化仍将是有限的。同样，如果不与民间社会建立牢固的关系，像创建可持续海鲜市场这样的市场创新，也难以实现持续的系统性变化。

　　简言之，慈善家面临的问题在于，虽然有针对性的项目投资可以获得系统层面的成果，但要维持这些成果，则需要更多的差异化因素。因此，为了改变系统，资助者需要投资于系统能力（systems capacity）。

　　根据评估数据、球友会个案研究，以及与关注广泛问题、地区和系统的不同慈善机构进行对话，我们发现，资助者在系统性变化的方法上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包括：

　　1.系统能力本身即是一种成果。许多资助者从经验中发现，组织和行动所拥有的能力以及其运作的环境，与它们产生的成果同等重要。因此，所谓“成功”是构建一个强大的系统，而不仅仅是系统内部人士所追求的具体项目成果。一个强大的系统能在关键时刻加快行动进程，深化成果的实施，并在成果受到威胁时更有效地起到保护作用。

　　投资于能力对系统性变化至关重要，其中一个例子来自加州捐赠基金会（The California Endowment，TCE）的“建设健康社区”倡议（Building Healthy Communities，BHC）。加州的地方控制经费模式（Local Control Funding Formula，LCFF，加州的大部分教育资金都是根据入学学生的特点分配给学区的。）的立法为每个学区制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提供了机会。通过“建设健康社区”倡议，加州捐赠基金会积极支持当地行动，在加州58个县的14个县中推动实施这项立法，使其能够直观看到社区权力建设对系统性变化成功程度的影响。虽然默塞德（Merced）和长滩（Long Beach）的社区都使用“统一的投诉程序”（uniform complaint procedures）来追究其所在地区违反法律或法规的责任，但他们的能力却各不相同。正如“建设健康社区”倡议评估员吉吉·巴索姆（Gigi Barsoum）所指出的，默塞德有“多年的支持和组织，以及充足的数据、法律先例和专门‘建设健康社区’倡议的规划表。”长滩则没有具备这种能力的生态系统，因而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法律策略，并由家长作为投诉人（complainants）。“但诉讼只是诉讼，而不是一个组织和问责的工具。”

　　这两个社区都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发展容控政策（urban containment policies-UCPs，控制城市增长的管理方法）带来的问题，要求提高学校资金决策的透明度，增强家长的参与度，同时为高需求学生提供更多资源。然而，只有在默塞德，社区能够持续向学区问责，并倡导更深远的转型性正向变化：正如后续的报告指出，“这些成功意义重大”，但要将成功和挫败转化为进一步进展，生态系统需要特定的选举、治理和适应能力。”

　　加菲尔德基金会（Garfield Foundation）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展示了具备能力的网络如何实现个体组织无法达成的系统性变化。多年来，基金会投资于解决能源问题的项目工作，但进展并不如预期。因此，基金会创立了RE-AMP网络，旨在建立系统能力，如系统思考与规划、协调进展的工作组、共享信息的技术、媒体支持及资源扩展。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Heather McLeod Grant）在对RE-AMP网络的案例研究中发现：

　　“在RE-AMP网络创立之前，没有任何成员组织能成功关闭多个煤电厂、通过全面的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立法，或促使中西部州长协会（Midwestern Governors Association）采用更严格的标准。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进展零散且影响力有限。创立RE-AMP网络之后，活动家通过在立法时结合能源效率、碳排放上限和可再生能源标准，推动通过了更全面的政策。”

　　在多个团体间构建网络能力，而不仅是对特定受资助者进行项目投资，有助于实现所期望的系统性变化。

　　最后，稳健的基础设施是维持成果的关键。在过去二十年的移民权益投资中，NEO慈善（NEO Philanthropy，一家资助者中介机构，通过合作基金、财政赞助、捐助服务和能力建设，加强资助者和行动组织之间的关系。）的“四项自由基金”（Four Freedoms Fund，FFF）见证了进步与倒退的循环，并意识到“任何政策变化都可能因时任领导人而逆转”。正如该基金的高级主任里尼·查克拉博蒂（Rini Chakraborty）所说：

　　“系统性变化是组织和领导者组成的稳健的基础设施，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成果，还能维持这些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样看来，维持成果不在于某个政策发生改变或被逆转，而在于是否拥有稳健的基础设施。”

　　1994年，当加州的187号提案禁止无证移民使用如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州立服务时，四项自由基金在倡导组织和地方合作机构的能力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组织和合作机构有效转变了人们对 “全民医疗保健”的看法，帮助移民们恢复了项目和获取服务的机会。

　　2.将响应性与战略性的方法相结合。在慈善领域，“响应性”（responsive）和“战略性”（strategic）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矛盾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系统资助者一直在两难之间挣扎，一方面是集中于针对特定变革杠杆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是在多个优先事项中扩展资源，以全面应对复杂的问题和受资助者的反馈。然而，据我们所知，一些资助者已意识到，成功实现系统性变化的方法可以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他们不仅深入倾听受行动影响最大的群体的声音，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来动态调整方法，并让受资助者参与有关策略和现存情况的决策。同时，资助者还从战略性角度考虑，在系统的不同层面中，瞄准对系统性变化起到关键作用的特定杠杆点。

　　NoVo基金会的“消除暴力行动”（ Move to End Violence，MEV）项目就是这种综合战略方法的一个例子，该项目为期 10 年，旨在增强美国消除性别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行动的能力。尽管“消除暴力行动”团队始终明确其战略目标，但从行动一开始，他们就坚持倾听所支持社区的声音并对其负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声音将影响和改变行动的方法。该项目最初专注于发展个人和组织的能力，使其成为能够解决问题根源的行动建设活动家（movement-building activists）。但随后，正如普里西拉·洪（Priscilla Hung）所述，“通过与社区的合作，我们意识到，增强能力的工作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宽，并重点关注弥合服务提供者与倡导者/组织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为幸存者服务。”最后，“消除暴力行动”的策略在项目最后两年再次转变，他们转向资助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和受性别桎梏影响的人所领导的组织，投资于这些组织和领导者的倡导能力，使他们的政策目标和叙事体系成为行动的核心。这一发展轨迹使“消除暴力行动”得以在整个行动的生态系统中建立领导力和关系能力，并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种族正义（racial justice）和自我关怀（self-care）的承诺、以及目标驱动转型的方法播下种子，这些都将超越倡议本身的发展期限而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建设健康社区”倡议展示了通过更加积极响应受资助者的需求来增加战略性的方法。加州捐赠基金会以高度战略性的方式启动了该倡议，设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和角色。然而，在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后，他们的方法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汤姆·大卫（Tom David）和普鲁登斯·布朗（Prudence Brown）所说的，“曼纽尔·帕斯托尔（Manuel Pastor）提到的‘建设健康社区’倡议，其‘权力转向’（pivot to power）的调整是在倾听社区意见后得到的启发。当居民坚称‘这是一个权力问题’时，加州捐赠基金会灵活调整了自己在召集和资助社区权力建设方面的角色。”例如，在弗雷斯诺举行的加州捐赠基金会理事会议上，当年轻人提出学校纪律和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问题时，加州捐赠基金会将这些问题纳入了“建设健康社区”倡议的工作，并承诺支持基层和青年组织的长期能力建设。更重要的是，现在这种对民众权力和听取受资助者意见的承诺，已融入加州捐赠基金会未来十年的战略中，该基金会将与各行动团体合作，设计并启动i-Center，为加州权力建设领域的行动者们构建能力和基础设施。

　　为响应系统内部人员的能力需求，行动方法在追求总体目标的同时，还需要在构建能力方面保持灵活性。随着项目方法的演变，无论是在确定受资助者还是在提供支持的方式上，加强能力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

　　3.通过共同学习和领导力建设，在各机构间建立广泛的共识。将正向变化纳入到系统中，意味着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受托人、组织部门和资助者等合作成员必须认可这一过程。有时，管理层人员变动或新一代受托人可能会影响战略规划的进展，从而改变机构的成果和框架。其他时候，工作人员可能也会改变方法，因为他们从系统性变化培训、与受系统性不平等影响最严重的受资助者接触，或从分析评估数据中了解到，加强能力的投资与系统性变化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建立共识的过程必须持续进行，资助者必须持续教育和吸引内部利益相关者，以便在更深层次上共同推进系统性变化。作为制定资助战略的一部分，受托人可能要求员工进行系统分析，但这样做需要培训员工和受托人，以确定影响整个系统所需的能力。基金会还可能引入受系统影响并在系统性变化及其挑战方面拥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受托人。对我们研究过的所有资助者来说，集体学习使他们共同认识到，加强能力对有效的系统性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与生育公平合作组织（Collaborative on Gender and Reproductive Equity，CGRE）为实现和维持共识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案例，它不仅在一个基金会内部，而且在一个十多名资助者的捐赠者合作组织中达成了这一点。性别与生育公平合作组织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集合捐助者基金与合作组织，通过关注直接受影响的社区需求和领导力，支持那些促进性别与生育正义的组织。在组织成立之初，其创始人就将能力放在首位。当时，社会正义组织（social justice organizations）正处于危机之中，受资助者诚实地向资助者说明了他们的组织和领导力需求。此外，性别与生育公平合作组织明确关注州级基础设施，他们发现，拥有足够基础设施或有潜力发展基础设施的州最有可能对性别和生育正义产生影响。

　　因此，性别与生育公平合作组织将其工作重点放在了新墨西哥这样的州，尽管这些州历来资源不足，但在基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已有十年。2021年，新墨西哥州成功废除了一项规定许多堕胎程序为非法的法规。而2020年就开始在新墨西哥州投资的性别与生育公平合作组织，能够将上述故事作为强大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范例，与现有和潜在的资助伙伴进行分享。正如州项目主任朱迪·赖特（Judy Wright）所说，性别与生育公平合作组织将继续在新墨西哥州进行投资，“为正向变化创造这些条件：值得信赖的行动空间、关系、强有力的领导者、强大的个体组织，以及一个他们可以实现正向变化的政策环境。”

　　奥米迪亚集团（Omidyar Group）则提供了在慈善实体（philanthropic entities）网络内发展和保持共识的不同例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慈善组织、企业和倡议的集合体，其受托人一直致力于通过风险投资扩大影响力。每个实体都可以自由决定如何通过“影响力优先，工具其次”（impact first，tool second）的方式实现影响力。因此，奥米迪亚集团的支持服务部门学会了建立共识的方法，即在每个慈善实体采纳加强能力和系统性变化方法的过程中满足其需求。正如该集团的系统和复杂性教练（systems andcomplexity coach）罗布·里奇利亚诺（Rob Ricigliano）所解释的，“我们教导项目员工以符合组织的价值观、文化和能力的方式了解系统或接受系统性变化的工作。”每个实体都要关注对其所处的复杂系统敏感的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可以影响加强系统能力的程度。慈善实体可以选择明确的干预措施（如，侧重于直接服务）、复杂的干预措施（如，球友会侧重于扩大服务范围）或更复杂的干预措施（如，侧重于改变有利条件和能力）。

　　大卫与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的“民间社会与领导力”项目团队在发展初期，就已经开始积极采纳本文所提出的经验教训。

　　首先，与前文提及的资助者一样，我们已经改变了内部对于成功的看法，使其认识到能力投资不仅是对受资助者个体层面的重要支持，更是实现系统性变化的关键。因此，基金会的新战略框架包含了对民间社会力量的跨领域承诺，这也是其所有工作的基础和动力，以创造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其次，“民间社会与领导力”项目团队将召集国内顾问对其战略进行调整，确保其加强能力的方法既能在战略上关注推进系统性变化的关键点，又能对顾问的意见及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响应。

　　最后，在此新战略下，“民间社会与领导力”的所有工作都将重点放在实现广泛认同上，即在投资民间社会力量以实现系统性变化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随着基金会各项目的新战略制定，团队被要求整合系统分析，并考虑加强民间社会力量在实现其目标方面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慈善实体已认识到，投资于领导者和组织的能力对于实现系统性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帕卡德基金会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希望，分享的故事和经验能够增进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并为相应的投资提供支持。

　　苏珊·米斯拉是“极光共有”（Aurora Commons）的创始人和负责人。

　　玛丽莎·格雷罗是大卫和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 “民间社会和领导力” 的项目官员。